“共同在场”王仪个展 ｜ 评论文章
记忆与劳动 / 杨文默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要如何记住一片风景？
一个最方便、最常见的办法，似乎就是拍一张照片。我拍下一张照片，我保存住这张照片，我还可以把它分享给别人，这样别人也可以像我一样记住它。也许我拍过很多照片，多到我根本懒得去翻看它们，我甚至已经忘了我去过哪里、拍过些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又翻出了这张照片，于是我终于又想起了我曾到过的那片风景。
的确，照片唤醒了我的记忆，它让我记起了我曾到过这个地方，看到过这片景象，并且用我手中的一部机器记录了我所看到的。但是，照片并没有说明我的记忆是什么、我究竟如何记住一片风景——另一方面，它当然更无法说明风景是什么。就光学事实而言，照片是一种非常忠实的记录，因此它足够充当提示。对于照片来说，光学事实就是它的全部；对于风景来说，光学事实仅仅是它的一个有角度的局部：与其说照片帮我记住了风景，不如说照片规定了我回忆它的角度和方式。的确，当我展开回忆时，我的回忆活动本身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内在运动，可是触发了这一运动的原因，却被交付给照片和其他一切能给出提示的技术手段。在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我的回忆当中不再有什么可供联想的素材时，照片与文字的共同在场还可能带来一种恶性的意义增殖，比如《记忆碎片》。
让我们重复一遍此前的问题：我要如何记住一片风景？
如果我是一个偏执狂，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我自己被诸如照片之类有角度的光学事实所统治。那么，为了既对抗遗忘又对抗懒惰，我必须亲自投入巨大的劳动，生产出完全被我的意志所主导、所创造的提示——它服从于我的意志，但又不会反过来规定和引导我；任何时候，当它作为提示在场的时候，我的回忆便不会被迫仅仅从某个有角度的光学事实开始：也许我的回忆会从我艰难跋涉过后的气喘吁吁开始，从我蹲下身子嗅到的泥土气味开始，从突然掠过的一阵风开始，从我在工作室里没日没夜地摆弄颜料开始，甚至还有可能从我在某个晚上又梦见自己回到了那里开始……
理念是无限的，这并不是说作为有限者的人难以企及理念，而是说理念向所有的角度打开，因而有限者通往无限理念的角度和方式也将是无限的。
抽象重新规定了印象的运动方向：印象不再被转译成画布上对光学事实的简单再现，而是被导向了思维。“不指代某些具体的视觉之见。在这之外，吸引我的还有某些别的东西。它模棱两可，善于躲藏。”我所画的就是我家旁边的森林、就是我曾在某个夜晚经过的海湾——哪怕它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一团绿色的火焰，或者深蓝色的灰烬。“一旦调动起我对所绘之物的情感和想象，它就满足我的所求，它是头顶那片消解一切时间的树。”我写下的字句、我涂抹过的画布，同那片森林、那处海湾是同一的：一方面是那些自在的自然事实，另一方面是我的思维和劳动所带来的事实，它们表现了同一个实体，它们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属性。“眼前的色彩从上方跌落，视象渐渐消失，摧毁在实时的惯性中，并不涉及任何美学的经验。”没有形象，因为形象必然总是被有角度地给予观看者，所以形象才会有一个轮廓。“在光的分配中只要有足够的坡度表示空间中的风景，轮廓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地消失了。我们所见到的森林实际上很清楚地与其环境相脱离，至少我们一开始运动时与它们就脱离了，轮廓就相当于这种经验。”
在我的双手不停地调制色彩与涂抹画布之前，我的头脑早就已经投入进了劳动之中。回忆就是劳动，通过这个劳动，一种“主体-自我”的观念才被生产出来。如果说这种观念在今天依然为艺术所珍惜，那也并不是因为艺术可以凭借它为这个已被完全异化的世界带来什么审美的综合或救赎——一种庸俗的浪漫主义陈腔滥调。艺术家试图在自己的劳动中保存他的“主体-自我”，这不是因为它更高级，而是因为它更私人。它可能并不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但恰恰因此，它才是不可剥夺、不可毁灭的。
让我们阅读埃尔温·薛定谔，就此结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无可争辩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总和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统一体。他把它叫做“我”。可是，这个“我”又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你将会发现它比个人资料的集合（经验和记忆）多不了多少，就是说，它是一块油画画布，在它上面聚集了这些资料。而且经过仔细的内省，你会发现所谓“我”者，实际上只是指把那些资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种像画布一样的基质而已。你可能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看不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然后你有了新的朋友，和他们一道亲热地生活，就像过去和老朋友一样。在你过着新的生活的同时，你还记得起过去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实将会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谈论“青年时代的我”；而你正在阅读的那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更贴近你的心，也许更亲切，更为熟悉。然而没有立即中断，也没有死亡。即使一个高明的催眠术者成功地抹去了你早期的全部记忆，但你也不会觉得他杀死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失去个人存在的悲哀和凄凉。
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样的。
杨文默：艺术评论家
南京大学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哲学与建筑哲学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要如何记住一片风景？
一个最方便、最常见的办法，似乎就是拍一张照片。我拍下一张照片，我保存住这张照片，我还可以把它分享给别人，这样别人也可以像我一样记住它。也许我拍过很多照片，多到我根本懒得去翻看它们，我甚至已经忘了我去过哪里、拍过些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又翻出了这张照片，于是我终于又想起了我曾到过的那片风景。
的确，照片唤醒了我的记忆，它让我记起了我曾到过这个地方，看到过这片景象，并且用我手中的一部机器记录了我所看到的。但是，照片并没有说明我的记忆是什么、我究竟如何记住一片风景——另一方面，它当然更无法说明风景是什么。就光学事实而言，照片是一种非常忠实的记录，因此它足够充当提示。对于照片来说，光学事实就是它的全部；对于风景来说，光学事实仅仅是它的一个有角度的局部：与其说照片帮我记住了风景，不如说照片规定了我回忆它的角度和方式。的确，当我展开回忆时，我的回忆活动本身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内在运动，可是触发了这一运动的原因，却被交付给照片和其他一切能给出提示的技术手段。在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我的回忆当中不再有什么可供联想的素材时，照片与文字的共同在场还可能带来一种恶性的意义增殖，比如《记忆碎片》。
让我们重复一遍此前的问题：我要如何记住一片风景？
如果我是一个偏执狂，那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我自己被诸如照片之类有角度的光学事实所统治。那么，为了既对抗遗忘又对抗懒惰，我必须亲自投入巨大的劳动，生产出完全被我的意志所主导、所创造的提示——它服从于我的意志，但又不会反过来规定和引导我；任何时候，当它作为提示在场的时候，我的回忆便不会被迫仅仅从某个有角度的光学事实开始：也许我的回忆会从我艰难跋涉过后的气喘吁吁开始，从我蹲下身子嗅到的泥土气味开始，从突然掠过的一阵风开始，从我在工作室里没日没夜地摆弄颜料开始，甚至还有可能从我在某个晚上又梦见自己回到了那里开始……
理念是无限的，这并不是说作为有限者的人难以企及理念，而是说理念向所有的角度打开，因而有限者通往无限理念的角度和方式也将是无限的。
抽象重新规定了印象的运动方向：印象不再被转译成画布上对光学事实的简单再现，而是被导向了思维。“不指代某些具体的视觉之见。在这之外，吸引我的还有某些别的东西。它模棱两可，善于躲藏。”我所画的就是我家旁边的森林、就是我曾在某个夜晚经过的海湾——哪怕它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一团绿色的火焰，或者深蓝色的灰烬。“一旦调动起我对所绘之物的情感和想象，它就满足我的所求，它是头顶那片消解一切时间的树。”我写下的字句、我涂抹过的画布，同那片森林、那处海湾是同一的：一方面是那些自在的自然事实，另一方面是我的思维和劳动所带来的事实，它们表现了同一个实体，它们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属性。“眼前的色彩从上方跌落，视象渐渐消失，摧毁在实时的惯性中，并不涉及任何美学的经验。”没有形象，因为形象必然总是被有角度地给予观看者，所以形象才会有一个轮廓。“在光的分配中只要有足够的坡度表示空间中的风景，轮廓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地消失了。我们所见到的森林实际上很清楚地与其环境相脱离，至少我们一开始运动时与它们就脱离了，轮廓就相当于这种经验。”
在我的双手不停地调制色彩与涂抹画布之前，我的头脑早就已经投入进了劳动之中。回忆就是劳动，通过这个劳动，一种“主体-自我”的观念才被生产出来。如果说这种观念在今天依然为艺术所珍惜，那也并不是因为艺术可以凭借它为这个已被完全异化的世界带来什么审美的综合或救赎——一种庸俗的浪漫主义陈腔滥调。艺术家试图在自己的劳动中保存他的“主体-自我”，这不是因为它更高级，而是因为它更私人。它可能并不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但恰恰因此，它才是不可剥夺、不可毁灭的。
让我们阅读埃尔温·薛定谔，就此结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无可争辩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总和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统一体。他把它叫做“我”。可是，这个“我”又是什么呢？
我想，如果认真地分析一下，你将会发现它比个人资料的集合（经验和记忆）多不了多少，就是说，它是一块油画画布，在它上面聚集了这些资料。而且经过仔细的内省，你会发现所谓“我”者，实际上只是指把那些资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种像画布一样的基质而已。你可能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看不到一个熟悉的朋友，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然后你有了新的朋友，和他们一道亲热地生活，就像过去和老朋友一样。在你过着新的生活的同时，你还记得起过去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实将会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谈论“青年时代的我”；而你正在阅读的那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更贴近你的心，也许更亲切，更为熟悉。然而没有立即中断，也没有死亡。即使一个高明的催眠术者成功地抹去了你早期的全部记忆，但你也不会觉得他杀死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失去个人存在的悲哀和凄凉。
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样的。
杨文默：艺术评论家
南京大学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哲学与建筑哲学